在被害者與加害者之間
：讀李依倩小說《紫色香蕉花》
向陽
小說情節並不複雜，女主角周梨文任職於花東人文雜誌社，擔任記者，因為報導花蓮縣政府在某一土地開發案中涉嫌賤賣國土、破壞生態、圖利財團，遭到縣長高俊義提告加重誹謗。在誹謗案件偵結之前，她奉派前往台東排灣部落採訪某跨國資訊科技公司舉辦的論壇，巧遇任職於該公司的國中同學袁靜語，因而展開了一段回憶與現實交織、霸凌與創傷並行的故事。伴隨著這條主線的，則是政治與產業、自然保育與商業開發、族群文化差異與歷史恩怨情結的幾條支線，而總綰於人與人之間的信任與和解的主題之上。
這部小說的敘事時間，以周梨文參訪跨國公司在原民部落舉辦的科技論壇為主軸，以全知觀點交叉描寫過程中發生的事件，穿插促成周梨文和袁靜語兩人化解敵意的回憶敘事。過往的回憶與此際的現實交替詮解，外在的場景和內在的意識相互流動，構築了一段跨越不同時空、不同語境和心理的動人故事。
周梨文和袁靜語都來自政治犯家庭，前者的舅公是台共領導人物，日治時期被捕入獄、服刑五年，二二八事件後又參與二七部隊，其後偷渡前往中國；後者的父親則是美麗島事件的領導者之一，被判十二年有期徒刑，關押七年獲假釋出獄，後成為黨政要員。這樣的出身背景，讓兩人在求學階段就遭受不同程度的社會歧視和集體霸凌，造成心靈創傷，特別是對袁靜語造成了對周遭環境與人們的戒心與不信任。小說的描繪，通過袁靜語對周梨文的敵意和防備，也通過袁周兩人在活動中的交談、回憶，細緻地寫出了歷史、政治威權遺留下來的暗影，一如「紫色香蕉花」之作為隱喻，封閉、幽暗，「鬱紫的苞片反射出無機質的些許森冷銀光」注視著被害者。在小說結尾之處，作者巧妙地安排了兩人在香蕉林裡的互相追蹤與對話，掀開了兩人久埋於心內的傷口，而使創傷獲得救贖與療癒。
兩個具有威權統治年代政治犯家屬的對話和心理刻畫，在我來看，是這部小說特別精彩之處。李依倩擅長細描外在景物，以如詩的語言突出環境映照之下的人物心理，讓讀者通過周梨文、袁靜語的重逢、對話，深刻感應這些威權統治下受害者面對的集體霸凌和心理創傷，讓讀者體會「監獄並不只是一個鑲了幾根鐵條的小窗，而是寬廣無邊的。你走到哪裡，看不見的牢籠都如影隨形地跟著你，而所有的人都是你潛在的獄卒」的受害者暗影。
這部小說的另一個高潮，安排在結尾處，原住民青年展開反對政府與財團掛勾的示威遊行以及圍堵鄉公所的場景，一方面這呼應了小說開頭雜誌社因報導縣政府與財團掛勾而遭縣長提告、跨國科技公司產業化經營部落文化之事；另方面也彰顯了在土地權、生存權和文化權都遭受來自政治、經濟的剝削的原住民族的悲哀與憤怒──很顯然地，原住民在台灣這塊土地上，也是受到外來者傷害的受害者，他們的族群創傷既深且鉅，有著歷史的成因和暗影，一如周梨文、袁靜語所受的來自政治的心靈創傷，雖然後者是個人的、家族的──反諷的是，在這場示威抗議中，這兩位受害者因為漢人的身分，意外成為「漢人霸權共犯」，被視為加害者，遭到被投擲香蕉花的攻擊，小說如此描述梨文的心境：
多年前的國中時期，多年後的現在，她老是因為非自願置身其中但沒做過的一些事被孤立，被憎恨。曾經是被害者，現在卻被視為加害者；從前是叛亂犯家屬，現在卻變成霸權共犯。歷史變遷，時間流轉，總有新的罪名加在她身上，但史書中不會有她的名字，時間對她而言並不療癒，總是一次又一次地從她的身上輾壓過去。
在被害者和加害者之間，誰才是真正的被害者呢？這是作者提出的難以解答的問題，發生在小人物身上，如此渺小，卻又如斯沉重！結尾處田校長向群眾說：「大家都是一起生活在這片土地上，沒人有資格趕別人走。」、「我們都是客人，土地才是主人。我們都是或早或晚、或長或短的過客。」這才化解了僵局。當眾人在田校長邀請下躺在鄉公所前的草地上，誰是加害者、誰是被害者的問題，就交給天空和土地去解決吧。
在李依倩巧設的小說敘事結構中，透過兩位政治受難者家屬的生命故事和心靈創傷，讓我們看到了這塊島嶼共同的憂傷，這個島嶼在不斷被殖民的歷史長廊中，從漢人來台開發到今天，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政權都曾經在某一個時段，因為利益或者因為統治者的野心，發動過或出現過組織性的集體霸凌事件，加害者施展於被害者身上、心中的創傷，延續至今未嘗解開，小至個人心靈創傷、大至族群記憶和文化的創傷，都有待化解。與其區分誰是被害者、神是加害者，互相敵視、仇恨，不如放下心結，把雙腳所踏的土地當成主人，把自身視如過客，謙卑地愛這塊土地，一起攜手、一起努力──這應該也是李依倩這部小說《紫色香蕉花》微言大義之所在吧。
2016/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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