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廖振富《以文學發聲：走過時代轉折的臺灣前輩文人》

 鉤沉史料，重建宿昔

：序廖振富《以文學發聲：走過時代轉折的臺灣前輩文人》

向陽

 

從事臺灣古典文學研究卓然有成的廖振富教授，從1990年初期，就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博士班階段，就已潛心於臺灣文學研究，1996年他以論文《櫟社三家詩研究──林癡仙、林幼春、林獻堂》獲得博士學位，開展了此後他在臺灣古典文學研究的輿圖，相關研究成果也備受學界重視與推崇。他的研究方向，大抵以博士階段的成果為基礎，開枝散葉，為臺灣古典文學研究開拓了新的領域，尤其是他所致力的日治時期臺灣新、舊知識份子的文學行誼與思想的研究，更是特具創見。他以嚴謹的治學態度，篤實的治學方法，挖掘一手史料，進行細密分析與探討，且能以嶄新的視野，提出有力的論點，讓史料與論述可以互相詮釋，從而廓清了日治時期臺灣知識份子在啟蒙年代中的思維，提供給研究者據以對話的清晰圖式。 

這二十年來，廖振富教授所撰相關論述甚多，其中備受矚目者，如《櫟社研究新論》(臺北：國立編譯館出版，2006年) 、《臺灣古典文學的時代刻痕—─從晚清到二二八》(臺北：國立編譯館出版，2007年)，都是獲得國立編譯館審查獎勵出版、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獎勵臺灣文獻書刊出版」優選獎勵的重要論述；他也曾參與國立臺灣文學館《全台詩》的編撰，另又為台文館所出《臺灣古典作家精選集》系列編選《林幼春集》、《林癡仙集》、《在臺日人漢詩文集》等三冊，2013年由台大出版中心出版的《蔡惠如資料彙編與研究》，更是研究蔡惠如與臺灣文化啟蒙運動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獻。近兩年來，他更與楊翠教授合力完成《臺中文學史》(臺中：臺中市文化局，2015年)，並有《追尋時代：領航者林獻堂》(臺北：遠景，2016年)之出，可見他研究之勤、著述之豐。

廖振富教授這本新著《以文學發聲：走過時代轉折的臺灣前輩文人》，正是以他二十年累積的扎實研究和學術論述為基礎，透過新出土文獻的取得與一手資料的掌握，參照日治時期臺灣社會情境與歷史脈絡，以及處身於殖民地的臺灣知識份子的苦悶、轉折、掙扎與奮鬥的內在世界的佳構。通過這本書，我們得以按圖索驥，看到這些走過時代轉折的前輩文人，如何以他們的行動與作品來回應缺乏自主性的殖民社會？如何在傳統與現代、救亡和啟蒙、殖民與自主、政治與文化的多重矛盾與煎熬之中，展現他們作為知識份子的理念和實踐。 

本書共收錄七篇擲地有聲的專論，廖振富教授是研究臺灣古典詩社「櫟社」的權威。本書由傅錫祺家藏櫟社文獻開章，以他獲得傅錫祺家屬信任，所取得的大批櫟社書信、手稿及原始文獻的珍貴史料，進行論述，一方面既讓被歷史塵埃所掩的櫟社史料出土，提供給學界參考引用，展現了研究者的無私態度；另一方面也更清楚地呈現櫟社從日治到戰後的興衰起伏，見證了臺灣文人在歷史轉折過程的心路歷程。本書由此發端，從而也有揭開全書各篇所述論旨序幕的用意吧。 

也正因為掌握了新出土的文獻，包括〈傅錫祺日記〉、書信、名簿等，以及林莊生等提供的史料，本書的論證因而更加可稽可信。在〈印刷、鐵路交通與文學社群──日治前期新興文學傳播網路的形成〉文中，我們看到著者細密稽考這些文獻，重建以櫟社為中心的日治時期臺灣傳統詩社圖譜，探究其蛻變過程，並見證其與時代緊密連結的軌跡。尤其可貴的是，這篇論述從「詩集印刷與文學傳播」和「鐵路交通與文學社群往來」的新視角切入，一開臺灣古典文學研究與現代文化研究交融的取徑，為臺灣文學傳播研究開拓了融古於新的研究領域，而不止於文獻、史料的稽考。廖教授探討一個古典詩社如何在現代印刷技術與交通建設引進之後形成的文學傳播網路，更新了過去學界對古典詩社「保守、落後、封建」的刻板印象，也擴大並豐富了我們對日治時期臺灣文學史/文化史的認知和視野。 

廖振富教授以這兩篇論述作為全書的開頭，或許也有鋪陳歷史脈絡的深沉用意在。接下來五篇，他分別探討蔡惠如的生平與作品，朱點人、莊垂勝與岸田秋彥三人之間深刻的跨國情誼，莊垂勝詩中的時代與自我，葉榮鐘的散文創作及其文學史意義，最後收攏於林莊生致葉榮鐘信函中表露的海外臺籍知識份子的現實關照。透過這五篇同樣都建立在新出土文獻的基礎上，細密分析、印證的論述，讓我們如聞其聲、如見其人，得以對這一群走過時代轉折的臺灣前輩文人擁有更深刻的、更親切，但也更加痛惜的認識。 

從日治時期到戰後，臺灣前輩文人面對的，不只是單純的「朝代」變革和移轉，也還有隨著新舊殖民者而來的認同困惑與矛盾，以及作為文學人/文化人對於臺灣命運和前景的期待與憂心。從已經成為歷史的事實來看，這些前輩文人的種種奮鬥，無論是主張或行動，隨著他們的離去，似乎都已成灰；但是，他們的理念和實踐精神，透過本書的鉤沉與鑑照，則彰然若新，典範常在，足為今日的我們所效式。重建日治時期臺灣文學家(無分新舊)在政治變動與社會變遷的大轉折過程中的真實圖像，允為本書具有重大意義的所在。

 

2017/10/18

 

 

讀張俐璇《建構與流變：「寫實主義」與臺灣小說生產》

 一個具有新視角的文學史論的可能

：讀張俐璇《建構與流變：「寫實主義」與臺灣小說生產》

向陽

 

   

在文學史的論述場域中，「主義」與書寫是無可迴避的議題。「主義」指的不只是書寫的美學方法，同時也隱含一個作者或評論者/史家的世界觀，前者指向文學創作的語言、技法，以及美學論述；後者則蘊蓄對於文學與社會之間的關係所採取的視角、立場和意識形態。兩者互為闡釋，也互為鏈鎖，形成某一個年代的思潮，既可歸納前行書寫者的文學史定位(典範的建構)，也足以生發或啟示新起一代的書寫趨勢(主流的匯聚)。

    台灣新文學發展以來，可謂「主義」不斷，代有衍生與顛覆，其中最主要的兩種典範、兩股主流，就是「寫實主義」與「現代主義」，這兩大主義如日與月之相推、潮與汐之交替，分別在不同的年代，以及各自不同年代之中的歷史情境、社會結構與文化想像之中，分別占有足以呼風喚雨的話語權力與位置。以台灣現有兩本文學史述而論，葉石濤的《台灣文學史綱》建構的即是以寫實主義為鵠的的典範論述，陳芳明的《台灣新文學史》則相對有意再造一個以現代主義為標竿的典範論述。兩部史書因而對不同的文學事件、作家與作品出現相異其趣的褒貶與揚抑，葉著對寫實主義作家及作品褒多貶少，陳著對現代主義作家及作品則揚多抑少，顯彰了兩位史家互有異趣的美學和史觀。這種差異，不僅反映在兩人對作家、作品高下的評價上，也表現在對歷史情境和文化想像的解釋之中。

    宏觀地看，寫實主義與現代主義這兩大主義都各有其論述基礎，它們都是文學面對歷史情境、社會時空(或結構)與文化想像之際，激揚而發的集體主張(或話語)；兩者之間，從十九世紀末期在西方世界展開對話，相對於不同的年代和時空，各有盛衰。而在台灣新文學史上，寫實主義的集體主張，公認最盛期是在1930年代和1970-80年代；現代主義的集體主張，其最盛期則在1940年代和1960-70年代；1987年解除戒嚴之後，兩大主義已為各種「後○○主義」(後現代、後殖民、後歷史……等)去中心論述取代，不存在某種定義明確的、固著而不可挪移的單一話語。因此，理想上來說，當我們面對二十世紀初期方才出發的台灣新文學，要論其史事、評價不同年代的文學主張和作家作品，已經很難執著其一，以單一主義(美學或史觀)來詮解近百年的台灣新文學史。

    但在實際的話語操作上，這畢竟只是「理想上」的期待，有論述上的高等難度。一個文學史論者是否可能堅持其美學與史觀(主張與話語)而進行論述？從現代主義論者的角度來看，整部文學史可以是現代主義出發、揚升、挫折、顛覆與再延續的過程(後現代因而也可被視為是現代主義的反叛與延續)，通過分期，從而展現它「一脈相承」(時斷時續)的流脈。同樣的，一個寫實主義論者豈不也可以據其視角，將整部文學史視為寫實主義的流變史？只要文學史觀一致、論述邏輯清晰、論證確鑿、詮釋深刻，而又能自圓其說，以單一主義(美學或史觀)詮解近百年台灣新文學史的史論，當然具有可供不同論者參照、攻錯與對話的價值。

    張俐璇博士《建構與流變：「寫實主義」與臺灣小說生產》就是這樣一本具有觀點與論述立場的文學史論。根據著者自述，她的研究動機來自閱讀前述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與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的促發，使她關注當前台灣文學史論中寫實主義與現代主義對立存在(典範交替)的現象，因而意圖採取寫實主義的美學與史觀，重新省視百年來台灣小說書寫的脈絡及主軸。她的主要論點，著重在寫實主義的多面性上，從日治以降，逐不同年代尋波探源，找出台灣小說在各個歷史階段中顯現或隱含的寫實主義風貌。她的結論是：在台灣新文學的發展過程中，「每個時代，都有『寫實主義』的倡議，並在小說書寫上，不斷變形『化身』；改變的不是寫實主義自身，而是外在社會結構所引發的政治思潮（如殖民主義、民族主義、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引發書寫者/ 論述者意識形態立場的差異，而產生了文學美學上寫實主義與現代主義的對立現象，實則這種現象並非本質。

    在這樣的論述邏輯下，她進一步指出，一九九○年代後出現的後現代，儘管標舉「反對現實主義」也是一個「假命題」(後現代終究是「寫實」的，即便選擇逃避政治，亦是一種面對「現實」的方式)；「同屬『後學』的後現代與後殖民論爭，也是面對『現實』位置與想像的殊異分歧所致」。在張俐璇的寫實主義美學與史觀中：

 

鄉土文學論戰後，「鄉土小說」看似消沈，實則以變形的姿態，持續存在；一直到新鄉土、新寫實，都是直面土地之歌。諸種「寫實主義」小說的展演，都是對這塊土地上「異質」的人事物的認識與理解，以及思索未來之道。

 

    這樣的寫實主義文學史論，通過本書各章的論證，能否自圓其說，當然有待相關學者後續的對話與討論。陳映真、白先勇、王文興、黃春明，乃至李昂、宋澤萊、黃凡、張大春、朱天文……等小說家的作品，可從現代主義切入，也可從寫實主義切入。作家之書寫未必遵循主義框架(也未必先有框架)，他們可現代、可寫實，也可後現代、後殖民，敏感的作家總是具有與時俱進的「文學鼻」，不會停滯於舊有的創作語言；但作家同時受制於他所處的歷史情境、社會結構和文化想像，他們的書寫從而是對含蘊著這三種外在世界(包括意識形態)的反映或反擊──從這個角度看，書寫的行為的確就是「寫實」的，它以一如張俐璇所看到的「不同的想像、建構，以及展演、實踐的過程」被表現出來；若從純粹美學的角度，書寫則未必是「寫實主義」的。

    這本論著是張俐璇根據其博士論文改寫而成，先後榮獲新台灣和平基金會「2014台灣研究博碩士論文獎」、國立台灣文學館「台灣文學學位論文出版徵選」獎助，從學位論文到獎助審查，已經過眾多學者錘鍊。我在擔任學位論文口委時已經拜讀，並提供修改意見，很高興看到她以「寫實主義」作為詮釋框架，重新省視百年來台灣小說發展過程及其生產現象。她針對不同時空(日治、戰後、解嚴後)的政治、社會結構，指出寫實主義因為外在環境變遷所產生的不同面貌，都讓我看到一個具有新視角的文學史論的可能；她也點出了政治意識形態(諸如民族主義、社會主義、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如何影響文學史論者(當然也包括她自身)，而這是過去的相關研究較少觸及之處。期待未來有更多論者以不同視角、框架與之對話，進而開闊台灣文學史論的多重向度。

2015/08/31